5年3任茅台董事长被查，“靠酒吃酒”腐败的根因何在？|界面新闻 · 中国

界面新闻记者 | 张倩楠 张旭

界面新闻编辑 | 刘海川

据贵州省纪委监委2024年1月2日消息，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书记、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贵州省知识产权局）局长丁雄军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目前正接受贵州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

值得注意的是
，现年50岁的丁雄军，曾任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2024年4月转任现职
，距其离任落马仅过去7个月。这是茅台集团5年多以来被调查的第3位董事长，前两名被调查的分别是袁仁国 、高卫东 。

丁雄军2001年开始从政 ，2013年获任贵州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
、办公厅党组成员职务
。2018年11月
，丁雄军任贵州省能源局局长，2021年8月被任命为茅台集团董事长 ，履职共2年8个月。

丁雄军“掌舵”期间
，废除了前任董事长高卫东推行的“拆箱令 ”，推出了茅台1935 ，上线了i茅台电商平台，推动品牌“年轻化
”
，推出了茅台冰淇淋、酱香拿铁以及茅台巧克力 、茅台鸡尾酒等产品 。在任期内，丁雄军还布局了“喝
、吃、品 、饮
、带”的产品矩阵
。2022年 ，茅台文旅公司先后推出的10多款茅台文创产品
，为茅台集团贡献产值近6亿元。

自2018年5月，茅台反腐风暴开始 ，茅台集团已有多名领导干部被查 。“茅台反腐 ”力度正不断加大
，与之伴随一系列问题引人深思：茅台“靠酒吃酒
”腐败的根因何在？为何反腐力度不断加大仍有不少内部高管落马？如何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

“以酒谋私
”背后的政商关系网

茅台的价值塑造
，离不开政商关系网背后暗藏的利益链
。

贵州省委原常委、省政府原副省长王晓光仅通过茅台酒就获取数千万元的巨额利益。王晓光利用逢年过节等各种机会，大肆收受一些商人和干部送的茅台酒 ，并授意他人去自家门店高价购买茅台酒赚取中间差价 。他不仅通过打招呼获得专卖店特许经营权谋利
，还假借61家单位名义开具购酒函 、亲自批条，从茅台集团获得大量的茅台酒定额指标并倒卖 ，从中牟取巨额利益
。

时任贵州茅台集团总经理袁仁国对王晓光的茅台生意提供了重要帮助。2010年至2017年，王晓光通过向袁仁国打招呼
，帮助家人和亲属先后取得4家茅台酒专卖店特许经营权，从中非法获利4000余万元 。

事实上 ，袁仁国在茅台的发展历程中
，堪称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关键人物。他长期在贵州茅台集团工作，从一名酿酒车间工人一步步成为一把手
。他从2000年12月起担任董事长 ，2018年5月卸任
，2019年5月被查。

袁仁国上任一个月后，茅台便成立销售总公司 ，组建了茅台历史上第一支17人的销售队伍 。他建立起的经销商销售体系也推动了茅台集团保持高速发展
。2005年
，随着股价持续攀升，茅台成为沪深两市白酒行业的第一牛股。茅台的经销商也从146家 ，迅速拓展至2000多家 。

茅台“一飞冲天”的背后
，袁仁国承认自己既是“茅台乱象 ”的制造者
、带头者，也是参与者、获益者
。1994年至2018年 ，袁仁国为他人在获得茅台酒经销权 、分户经销、增加茅台酒供应量等事项上提供帮助，非法收受他人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129亿余元。自2004年以来
，仅袁仁国妻子和儿女违规经营茅台酒就获利2.3亿余元 。一大批经销商
、供应商千方百计和袁仁国拉关系、搭人脉，大搞利益输送 ，袁仁国办公室外的走廊
，曾经每天门庭若市
。

据中国纪检监察报报道，茅台集团“在确定经销商过程中 ，主要看经销商跟当地党政机关是否熟悉 、是否有关系和背景。茅台集团还曾热衷推出各种各样的特供酒
、纪念酒、定制酒
，刺激特需市场 、特定群体的畸形需求，‘喝的不买
、买的不喝’ ，这都助长了企业的不正之风 。
”

企业管理漏洞

茅台集团内部“近亲繁殖”根深蒂固
，“圈子文化 ”盘根错节也是反腐难的一大原因所在
。在茅台系列众多反腐案例中，不少落马高管都存在“搞家族腐败”问题。

袁仁国也是“大搞家族腐败
”的典型 。据媒体披露 ，其多个亲属甚至家中司机、保姆也在袁仁国的帮助下违规从事茅台酒经营
，并为其他不法商人牵线搭桥，充当权钱交易的掮客。而他本人 ，开始利用手中权力违规批专卖店 、批“后门酒”搞政治攀附，通过利益输送找“后台 ”
、寻“靠山
”
。袁仁国打算帮助弟弟调入药监系统工作
，还给原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董穗生批了茅台酒专卖店。

此外，贵州茅台酒销售有限公司原董事长王崇琳、茅台学院原副院长助理李太明（王崇琳之妻） 。两人双双受贿暴露出的茅台“近亲繁殖” 、家族式腐败等问题也同样令人触目惊心
。

王崇琳执掌茅台酒销售公司期间 ，正是茅台酒价格飙升最疯狂的时期。茅台的各类销售渠道均存在着权力寻租空间
，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 。2013年至2018年期间，李太明和王崇琳利用职务便利 ，为茅台酒两个经销商（宋某
、徐某）提供帮助
，共同收受价值18.821万的财物
。

茅台销售体系是腐败的高发地带。从董事长到总经理，再到副总经理和经理 ，腐败渗透入企业内部的每一个环节 。在落马的原高管中
，亦有不少曾在茅台酒销售公司任过职，其中就包括李明灿
。

李明灿于1994年进入茅台酒厂 ，从供销公司业务员起步
，历任贵州茅台酒厂销售公司副经理、茅台酒销售公司副经理兼华中片区经理 、茅台酒销售公司副经理兼市场科科长、茅台酒销售公司经理等职务。2015年7月，李明灿升任贵州茅台副总经理 。2020年3月 ，李明灿的职务调整为茅台学院党委委员
、副院长，4个月后落马
。

酒水行业研究者欧阳千里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
，茅台酒销售公司是厂商对接的最后一个出口，亦是实权在握的公司 ，在茅台体系的地位极其重要。之所以会成为腐败重地
，无非是“平价茅台一瓶难求 ”“茅台实际成交价远超建议零售价
”，使得茅台酒销售公司各个环节都存在“利益输送”的可能 。

高管“前腐后继 ” ，如何治标又治本

“相较利用石油、煤炭等大宗商品谋私
，名酒在腐败环境中有更特殊的意义。
”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公开表示，从案情看 ，名酒不仅意味着腐败资源本身
，更可以成为催生其他一系列后续腐败行为的中介
。考虑到腐败环境一日不清，一些人对酒的需求将继续存在 ，斩断“以酒谋私”利益链的难度不容低估。

“茅台乱象 ”的背后
，也有党政机关不敢“硬碰硬
”的心态 。2018年，茅台集团实现税收380亿元 ，上缴税款约占贵州省税收总额的14%
。袁仁国长期在茅台集团担任要职，形成了以个人为中心的权力系统
，他曾多次在不同场合上讲“酒卖给谁都是卖”，甚至还说“这是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 ，纪委不要管得太宽 ”。

2018年7月
，中央第四巡视组向贵州省委反馈巡视情况时，指出了用茅台酒谋取私利等问题 。贵州在中央巡视组反馈问题整改工作基础上 ，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领导干部利用茅台酒谋取私利问题专项整治
。

2019年8月
，贵州省监委驻茅台集团监察专员办公室挂牌成立，与集团纪委合署办公。 茅台集团党委委员 、纪委书记卓玛才让被任命为省监委驻茅台集团监察专员 。以袁仁国案为突破口 ，贵州省严肃查处了茅台集团原总经理刘自力
、原副总经理高守洪等一批以酒谋私的高管
。

巨大的经济利益是权力寻租等问题的根源
，为斩断利益链，2019年1月 ，中共贵州省委办公厅、贵州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了《关于严禁领导干部利用茅台酒谋取私利的规定》
，禁止领导干部插手 、参与茅台酒经营的行为；要求茅台集团建立领导干部打招呼登记备案制度。在此基础上，贵州还研究制定《贵州省党员领导干部利用茅台酒谋取私利行为纪律处分规定》 ，列出“负面清单”，细化行为性质
，明确处分档次 。

然而，2020年4月24日 ，贵州省委第一巡视组反馈称
，茅台集团长期放松政治建设
、思想建设，贯彻中央、省委决策部署有差距 ，肃清袁仁国流毒 、修复政治生态任重道远
。

据界面新闻不完全梳理统计
，自2018年5月，茅台反腐风暴开始后至今 ，茅台被查高管已有23人。在针对茅台集团的专项整治期间（2018年-2019年）
，贵州全省共查处利用茅台酒谋取私利问题167起
、处理180人，其中给予党纪政务处分116人 。

“深化国企改革 ，完善现代企业治理是重中之重。贵州茅台作为上市公司
，应进一步提升治理水平，增加透明度 ，接受外界监督
。这些措施也是对企业高管的保护，否则还将有其他高管前腐后继。
” 中国社科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秘书长蒋来用接受中新社采访时指出
，政府也应从监管角度入手，加强对上市公司的监督 ，包括为企业创造良好的信息公开条件 。